一般人认为星象学是起源于古代的闪族、印欧或中国的河洛民族；星象学首先在巴比伦盛行，接着向东传到波斯、印度、中国；向西由希腊传到埃及、罗马和西班牙等地。星象学是探讨“大宇宙”和“小宇宙”之间关系的科学；所谓“大宇宙”是指布满了星辰的天空或穹苍，“小宇宙”指人类和人类的活动。一般认为星辰是上帝或无形的自然力量和人类间的媒介，上帝借助星辰传达讯息给他的子民，星辰活动和地球上的动态都有着因果关系。也就是说，天上的星星影响我们的心理状态，我们的心理状态又影响我们的行为模式，我们的行为模式又造就了我们的命和运。天上的星星和我们的心理状态是先天的，也就是无可改变的“命”；而我们的行为模式，就是我们后天的“运”。在中古时代，甚至更早以前，人们已经知道在一定的时间开始固定的活动。当时星象学的责任就是找出时间点。文献上记载，新的村镇在动土时，必须请星象学家选定黄道吉时。十三世纪时，意大利的星象学家波那提(Guido Bonati，圣芳济修会的修道士)，坚持教堂动土必须符合星象通则。更早的在西元四世纪时，君士坦丁大帝所建立的圣基督教，所属的教堂里已有“天宫图”，这个教堂现在仍存在于伊斯坦堡。

　　现代人所熟悉的个人星象学或“本命星盘”，在当时并不存在。早期的星象学指在预测整个团体的命运，从行星的位置上推算吉凶何时降临。

　　十五、十六世纪时，星象学渐渐为人们所接受。教皇朱利安二世(Pope Julius II)请星象学家推算就职的黄道吉日；教皇保罗三世（Pope Paul III）每次开枢机主教会议时，都请星象学家推算吉时。教皇里欧十世(Pope Leo X)在罗马的教会大学里设立星象学科；巴杜(Padua)、波隆那(Bologna)、巴黎(Paris)的大学里也研究起星象学。从中世纪到十八世纪间的许多科学、艺术、建筑文献都脱离不了星象学，如果你想看懂这些文献，就必须具备星象背景。

　　到了启蒙时代，特别是在清教徒的信仰中，星辰不再被认为是上帝和人类间的媒介。在讲究理性的现代中，星辰和人间大事的关系更形模糊，因为人类找不到确实而且让人满意的答案。天文学家尤其不遗余力的贬斥星象学；他们完全忽略了，一些重大的天文发现必须归功于星象学。

　　我们可以这么说：科学家是了不起的发明家及发现者，而顶尖的科学家多半是物理学家，而顶尖的物理学家多是天文学家，而顶尖的天文学家几乎都成为预言家，如牛顿及爱因斯坦等。而这些顶尖的天文学家所理解的“天命”，也仅是星象学家的初步而已。

　　因为星象学家或哲学家所谈的，是“先天不可改变”的七成部分，而科学家或天文学家所谈的，仅是“后天的人为可以改变”的三成部分而已，而以“三成的变数”来“评断七成不变的先天”，是不正确的。

　　如果地谷; 布拉齐(Tycho Brahe)没有提出精确的星象资料，则开普勒(Jogannes Kepler)不可能完成他的三项法则。两百年前，人类无法测量电流，在现代却是轻而易举的事；也许同样的，总有一天，我们必能找到宇宙和地球生命间的关系。

　　瑞士心理学家容格(arl Gustav Jung)花了许多时间研究这层关系，最后提出“大宇宙”和“小宇宙”同步论。所谓“同步论”、“同一论”，是指宇宙间的事件虽然没有“因果律”，但在时间和空间上却是彼此相关的。

　　从此，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投入星象学，因为星象学带领他们进入人类意识所无法领略的境界，同时进一步了解人类与其世界的关系。现在的心理学还没有进步到这个地步，但和许多现代科学一样，心理学在定义清晰的小问题上已经有了重大的突破。但是这些成果是否能形成一种完整的知识，具体的呈现人类生存的现实，实在值得怀疑。

　　人到了中年或老年时，生命的问题更不容逃避，此时，星象学发挥了另一种功能。越来越多的人请教心理分析师，希望能解开这些迷题。心理学家运用十分费时的盘问，希望解开一个人过去的问题；但有经验又负责任的星象学家却利用排出星盘，来帮助当事人了解问题。

　　许多人了解自己的星盘后，都能更了解自己的潜力何在。举例来说，一个追求财富与权利的社会，可能缺乏艺术与文化。具有这方面天分的人若了解自己的星盘则必“有助于他们监守岗位，振兴时弊，他们不必在觉得自卑，因为只是他们的价值观不同于时下一般人”。

　　有人认为，星象学在现代社会中正发挥“连接理性和超理性”、“有限与无限”的重要功能。星象学家可以协助一个人处理生命的问题，增加对自我的认识。现代熟悉的“本命星盘”旨在预测一切天地感应和命运，并进而从行星的位置推算吉凶。